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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出版走出去还需爬坡过坎

时间:2019-06-11 14:35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admin 点击:
前不久,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“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”为主题的研讨

前不久,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“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”为主题的研讨会,来自学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,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“走出去”面临的困境。

有学者坦言,为中文学术著作找到一位好翻译,需要碰运气;也有学者说,自己的心血之作找不到好翻译宁可不出。目前,国内出版社多以招标方式为学术著作找译者,但这一肩负“摆渡人”重任的角色,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,有的出版社仓促上马,翻译成为流水线作业,译作谬误百出、翻译水准低下,致使原本高水平的著作翻译出版后鲜有人问津。

什么书值得译介?什么样的译者才是好译者?当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“走出去”,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有效传播?

1、选准书——译介是为了更好地对话

葛兆光教授的《中国思想史》和陈建华教授的《革命与形式——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(1927—1930)》(以下简称《革命与形式》)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,被世界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。此后数载,经过译者多年的辛苦付出,两套书的英文版相继出版并在海外公开发行。

“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。”研讨会上,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副总裁、全球销售总监Focko van Berckelaer就“如何提高国际出版的成功率”作发言。他说,葛兆光教授的《中国思想史》(第一卷)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评出的“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”称号,这是在学术出版社中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,“博睿出版社至今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,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出版物,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情况,我们必须走进中国,让中国的作者来写关于中国的事情,并把这些出版物带到国际上去,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”。

中国的学术思想能够走向世界,参与全球学术交流,讲好中国故事,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然而,什么书是值得翻译的书?哪些书适合“走出去”?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认为其中一直存在认识偏差,如何选择确实是难题:“国外图书馆中收存的关于中国文学、中国文化的书籍,很多并非高水准的学术书籍,读来味同嚼蜡,而很多好的学术书又没有能翻译介绍出去。”

经典性、思想性、对话性——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提出了三点标准。前两点毋庸赘言,具有强烈的引领性和思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,应当重视其译介。关于对话性,陈引驰如是描述:“学术著作不是‘独语’,而是有对话性的,翻译以后是更大范围的对话,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评价的一种方式。对话不仅仅是在中文语境当中,在不同的学术、文化传统当中,也有对话性。”

“现在翻译成外文的书不少,但是真正的好书并不多。”在葛兆光看来,值得翻译的书,未必一定是非常精深的学术著作,还是要看中国以外的人们需要什么书。他认为有三种书应当翻译成外文:一种是有中国特色、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;一种是类似于教科书或普及读物的作品,适合更广大的阅读者;还有一种是年轻学者的书。“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不错,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,但是缺少很好的学术机会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谈到,中国学术出版“走出去”的过程中,有一个明显的问题,就是“错位感”——我们想推的,可能国外的学者不一定需要,而国外学者特别需要的,我们又推不出去。在他看来,要选准书一定要有“话题”意识,就是真正找到一种中国和中国以外读者共同有兴趣的话题,找到中外读者的契合点。

“过去我们常常只考虑‘推出去’,现在还要考虑接受对象。除了找到共同的话题,还要考虑找到相近的思想方法、学术方法。”刘跃进说。

2、找对人——翻译是一次艰苦的再创造

葛兆光将译者的作用看得很重:“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,实际上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一个过程。”

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对此表示认同,中国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,能够起到的作用很有限。“当年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,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。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汉思翻译的,听众听得如痴如醉。翻译的重要性,不言而喻。”

的确,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,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,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。思想和精神的转译、学术观点的传达,尤为不易,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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